元正启新话“岁朝”******

　　赵文成

　　“元正启令节，嘉庆肇自兹。”这是晋代诗人辛萧咏年的诗句。元正亦称“元旦”，是每年的第一天。一年节令时序开启，美好喜庆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到来。因之，普天同庆，天下齐欢。

　　元正，又称一岁之朝。人们为了庆贺这个岁首之朝，往往或歌以诗，或绘以画等，采取多样的形式表现出对新年的期盼与欢愉。“岁朝图”应运而生。《汉书•孔光传》云：“岁之朝，曰三朝”。颜师古注：“年之朝，月之朝，日之朝，故曰三朝。”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春节便被称为“岁朝”。“岁朝图”(或称“岁时清供图”)或已产生。它通常以静物为素材，配以贺岁的诗词，通过画中物品名称的谐音、民俗寓意或历史掌故，以祈求新年好运，春意盎然，让奔劳一年的人们，感到亲切温暖、欢慰欣悦。

　　据有关文献载，“岁朝图”始于唐代，至两宋，在宫廷中正式兴起。历史上著名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赵佶，每逢春节将临，便命画院的丹青妙手描绘冬季不能见到的花卉禽鸟，陈列在宫中以增添岁朝的喜庆气氛。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幅“岁朝图”应是北宋赵昌所作的《岁朝图》，该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统而观之，此图画面巨大，花团锦簇，铺天盖地、不留边隙地铺排，使之显得典丽浓郁，灿若云锦。适逢花开，恰瞻新岁，细审此图，画心一座空灵通透的湖石，右傍一石亭亭如笋，四周或以雅洁的梅花、红艳的山茶、清雅的水仙和美艳的长春花为素材，以朱砂、白粉、胭脂、石绿为基调，广施铺陈，巧饰取舍，从而使此图繁而不乱，色彩和谐美艳。这种铺排有序的安排，让画面展现出如蛰伏在四九寒天里的勃勃生机，透露着春天的讯息。这种意境富于清逸之诗趣，醇厚而有余韵，正是这幅画作流传千载而令人回味的审美所在。

　　画家赵昌以擅绘闻名，他长于写生，擅画花果，多作折枝花、兼工草虫，注重对景写生。宋人范镇《东斋记事》：赵昌“每晨露下时，绕栏槛谛玩，手中调色彩写之”。又自号“写生赵昌”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从宋元始“岁朝图”就已是岁末年初文人雅士应景的题材，从宫廷到民间莫不如此。其后，诸如明宪宗朱见深的《岁朝佳兆图》以及民间或以“钟道迎福”“百(柏)事(柿)如意”之类为题材的吉祥寓意图等，无不如此。同朝传诸后世的还有仇英的《岁朝图》。陈洪绶的《清供图》瓶中插梅，花绽新蕊，玉兰轻舒，素雅中带着清冷，虽佐以山茶吐丹，仍是“几点寒英，用尽东风力”，给人以新岁明艳清新之感。其后的任伯年、蒋廷锡、吴昌硕等无不喜作《岁朝图》。

　　在民间，“岁朝图”同样以年画的形式出现在百姓的新年庆典中。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乾隆年间以苏州桃花坞画家蔡卫源绘制的《岁朝图》为粉本，木版刻印的“姑苏版”年画《岁朝图》。这是一幅承前启后、能够反映清朝中期画院画风的年画作品之一，描绘的是一处高门大第的庭院，亭台、楼阁、水榭以及新年清晨人们欢娱的活动场景；远景是披雪的山脉，近景是爆竹点火的孩童与折梅的仕女。全图是以西湖孤山附近的行宫为背景而创作的。关于画家蔡卫源，传不详，仅在该作品中记有其名。此画在构图上受到南宋和明代院体画的影响，画面中树石、仕女、童子吸取了宋元以来花鸟人物的传统；同时，又受到西洋“泰西画法”的影响，采用了焦点透视和固有的中国散点透视相结合来表现建筑，其比例大体相称，层次丰富，纵深感强。这两种表现形式结合起来，既典雅工细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视角。画面上的诗文题跋，写出了春节的热闹祥和：“梅雪争春斗渐开，炮声催转岁朝来。红炉围座麟儿嬉，老翁携杖步琼台。”

　　醇厚的节令民俗审美，令人心驰神往。“岁朝图”的题材，正是元正节令的一种审美注脚。从“岁朝图”的绘画题材看，大概可以分为三类：一为花鸟奇石，一为人物图绘，另有岁时年景。其花鸟奇石类，常以瓶花为核心，点缀些许器物、仙花、瑞草、嘉果、奇石、文字吉语、古砖文玩等。这些花草果蔬，无不有着吉祥如意的含义。梅花象征着报喜，牡丹寓意富贵，瓶中荔枝意味着平安吉利，祥和欢喜。人物图绘类则是借助于神祇，悬挂钟馗、祖先等，祈祀驱邪降福。岁时年景类则主要描绘人们新年的欢乐场景。

　　关于“岁朝图”岁首之庆，今人汪曾祺曾有评说。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：“曾见一幅旧画：一间茅屋，一个老者手捧一个瓦罐，内插梅花一枝，正要放到桌案，画上题曰：‘山家除夕无它事，插了梅花便过年。’这才是真正的‘岁朝清供’。”

　　画作的背后，体现的是中国人独特的审美品位。唯有尊重自然，顺应规律，回归质朴，才能撷取大自然最美的春意。岁朝清供，其灵魂就在一个“清”字。

　　传统的节日风俗，包含着人们对生命的自我关爱，为生命的延续赋予了诸多新意。闲话“岁朝清供”，为历史存照，为文化拂尘，为中华传统文化扬辉，无疑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之乐事，我们身在其中，乐其乐哉！

　　(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)

　　(《人民日报海外版 》2023年01月19日   第 12 版) 

作为汉人的穆涛******

　　穆涛，汉人也。

　　穆涛本籍河北廊坊，中岁移居今之西安汉之长安，是被贾平凹挖去，办一份《美文》杂志。汉字之好，叩其本义，神气活现，比如这个“挖”字：一个老农，盯住邻家一棵苗，看来看去，心想是个好苗，于是抄一柄小锄，连根带土挖了去，种到了自家院里。

　　从此穆涛办《美文》，搞“大散文”，文章风云，大就是美。很快，此人陕西话说得好了，陕西的人与物了然于心，一个河北人幽州人，不远千里来到长安，在陕西如鱼得水、泯然众人，端的好本事。

　　我与穆涛相交二十多年，早年间彼此都还不老，此人颇有些任诞疏狂，有五陵少年气、有乡间名士风。这些年来，穆涛发愤读书，日渐厚了、重了、望之俨然了，渐渐有了先生气象。穆涛读书与我不同，我是无事乱翻书，天上地下四面八方，而远远地看穆涛读书，看来看去看出了此人沉着有大志，人家走的是韩愈的路子。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，以道统为己任，“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，非圣人之志不敢存”。穆涛呢，后一句估计他暂时不敢想，前一句他真是照着做，这些年所读皆是先秦两汉之书，所写也都是先秦两汉之事。

　　汉人穆涛，就是由此而来。汉人说的不是汉族人，说的是，穆涛此人给自己找一个位置，要做汉朝人、做一个汉代儒生。韩愈复古原道，要从文明的根源解决问题，越古越好，上追夏商周三代，最终不得不落实到两汉，因为，三代之学其实都是经过汉学整理定型，不经两汉便近不得三代。穆涛心气高傲，为自己找一处生命、知识、文章的根底，取法乎上，从河北跑到陕西，扎下根来，或许就是为了定位两汉。

　　两汉茫茫苍苍，雄浑朴茂，上总三代，下开万流。站在两汉的位置上，上看下看、左看右看，看山看水看人看岁月，看历史看文化看社会看人心，所见未必深微——汉家本来不以深微取胜，不是九曲十八弯、不是狮螺壳里做道场，大汉是长风万里，纵横天下。以汉为位置，好处就在大，观其大、取其大，于是有了这本《中国人的大局观》。

　　此书从三代说起，从时间和天象说起，一本书从头说到尾，就是站在汉学立场，谈中国文明与文化的天、地、人。所谓大局，说到底就是这个天地人的格局。三代肇造，汉代大成，绵延至今，千变万化，但华夏文明的大局仍是那个大局。所以，一个中国人，立起这个大局观，便是行于世间的安然坦然。（李敬泽）